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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或一段影像资料会给人最直观的感受，若仅凭文字描述，很难让人真切的感受到当时画面景象。 抗战期间，很多中外记者通过自己手中的相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抗战后方生活。 1944年的夏天，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起从重庆一路北上，冲破重重阻碍，最终到达延安进行战地采访,在这段时间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影像。 在这些珍贵的照片中，我们能看到陕甘宁地区领导和百姓亲密状态的历史记录画面，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记者的镜头下，一个民族希望的未来雏形，首次全面地展现在外国公众面前。
合作社的布料 在1939年至1943年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重庆方面的宣传让驻外记者迫切的想了解封锁线后面的真实状态。 1943年11月，福尔曼申请到延安采访被批复缓议。1944年2月，斯坦因、爱金生、白修德等10位驻重庆外国记者写联名信要求去延安采访，被以冲突是内部事情，与外国人无关为由拒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整体考虑，希望准确了解另一支力量，开始向蒋施压，要求派遣观察团赴延安。 在美国施压和各国记者强烈要求下，1944年2月23日，蒋无奈批准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 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但担心记者被同化，因此作了诸多安排和限制，层层筛选记者及随行人员，不惜安排相关人员冒充记者。 最后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仅有6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精心挑选的记者。 即便如此还不放心，指定了谢宝樵担任领队，邓友德担任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检查。 5月17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几番周折终于乘坐一架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西安。 按照安排，在西安期间，拜访胡宗南部和西安临时人民参议会；精心安排乐队和民众欢迎，每天酒席、演出、游览名胜、演讲等活动把记者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问题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就顾左右而言他。
把马装到大木船上 1944年5月31日，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进入了陕甘宁边区。 这里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欢迎人群，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 由于受到指示故意临时改变渡河地点，负责迎接的王震不得不在一天内赶了250里路。出现在休息了一晚的参观团面前时，满身尘土、草鞋里的大脚趾上还缠着绷带，血迹斑斑，记者不由感叹，一位将军看上去同普通士兵一样。 王震从容地带着大家上路，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和玉米。老百姓送茶送水，还主动帮忙照料马匹。走到南泥湾时，远远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这一切让记者既吃惊又激动。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正式到达延安，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新开窑洞的交际处。 对参观团的到来，周恩来指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不要搞铺张浪费。 工作人员在记者到来以前就把交际处院内打扫干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还特制了土沙发，绷上蓝白土印花布。精心布置的窑洞，充足供给的一日三餐，让记者们感到了边区的丰衣足食。
领导夫人 刚刚安顿下来的记者们发现，这里似乎并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你们自己看。 没过多久，记者们意识到，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于是，从新闻单位到医院工厂，从大学到农场，从自治会议到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了斯坦因等人的眼前。
维修锄头 其实，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 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姿态，才让记者感慨，和领导一谈几个钟头，不顾礼貌地询问细节，对于匪称的攻击而提出不入耳的问题等等，没有任何人能接受如此访问，但是延安似乎并不在乎。
护士 6月12日早上，宴会请柬送到了中外记者手中，到了杨家岭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一看，许多干部穿着草鞋。 在领导简短的发言后，开始详尽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谈话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晚餐后看戏，散场已是夜里11点，领导们微笑送客让记者感觉完全出乎意料的轻松。 后来，斯坦因单独采访了领导，谈话就发生在窑洞接待室里，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在一把摇椅里，香烟一根接一根，有时会站起来，一边在窑洞中来回踱步，一边缓慢、系统地回答问题。 傍晚，记者与领导就坐在院子的苹果树吃晚饭，然后，回到窑洞内继续谈话。 没有回避任何问题，两人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了深夜三点。期间看到斯坦因面前的小桌子摇摇晃晃，便转身走到外面，拿来一块平底石头，垫在一条桌子腿下。
招待参观团 爱泼斯坦意外的是领导的简朴和亲切随和。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不带警卫。和我们拍照时，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和记者们吃饭时，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不超过两三桌，饭菜也简单。 参观团在延安参访了一个多月，近距离接触了每个领导，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平等、各不相同的性格魅力，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发电机 周外表看像个书生，说话有力、清晰，从不敷衍乏味。 朱看上去更像父辈的人，干了一天的活，心满意足地回到家，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 聂细高身材，看着敏锐智慧，表现着非常的意志力和进取精神。事实上他非常谦逊、幽默。 贺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直率，手上长满了茧子，像个庄稼人。 各领导的风采与传闻中截然不同，以至于爱泼斯坦特意写了一篇通讯，介绍了领导和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记录的旅、委。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
与村民开会 7月13日，福尔曼等5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了边区联席会议。在前一天，参观团的中国成员和夏南汉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 领队谢保樵和副领队邓友德似乎意识到，允许参观团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试图带外国记者一同离开，但被拒绝。 留下来的5位外国记者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的会议现场：20多名委员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 自1941年开始，三三制把三分之二的职位留给民主人士。所以，委员的身份职业各不相同，有地主和士绅，有教师医生，也有店员和佃农。
运油卡车 为了实际观察这里的民主情况，记者们进行了突击拜访。福尔曼步行2小时，到一个村子旁观了一场最普通的选举。村民们正在选出地方人民参议会的代表，全村650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经过筛查，只有3名被宣告无选举资格，一个失能两个未成年。 不识字的农民，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投票。亲眼目睹边区的草根民主，爱泼斯坦情不自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写信，民主，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野外聚集 莫里斯·武道在参观团中的身份比较特殊，是路透社、《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还是国中宣的顾问。 最初听说武道成为代表团成员时，其他同行外国记者纷纷抗议，有人甚至认为他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报道的客观性。没想到，武道亲眼看到后，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我从陕北回来》的报道，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上，驳斥游而不击的谣言。 武道亲历的战斗不止一次。1944年9月，他和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普金科亲眼看到夜袭敌据点汾阳县城胜利并缴获大量战利品。
废墟中聚集 胜利后，老百姓杀猪宰羊，成群结队地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蛋，慰问战士们和国际友人。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福尔曼。 10月2日，5位外国记者返回延安。爱泼斯坦粗略统计了一下，发现他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多月，单是这个分区就摧毁了敌据点20余处。
扛刀的儿童团 而武道颇为感触的是，就连普通村民都有强烈的抗战意志。 他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写道，在晋西北，有些区域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都有要和敌人斗争的强烈的愿望，老百姓用各种的方式合作，帮助看护、撤退伤兵。也能独立攻击敌人据点，在村庄周围埋下地雷，使敌人不敢进去。
抬伤员的村民 斯坦因在《远东民主的种子》中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1944年10月下旬，5位外国记者结束了5个月的延安之行，返回重庆。 离开延安之前，领导来到交际处同他们话别，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签名画像，爱泼斯坦后来一直将这幅画挂在自家客厅的正面墙上，福尔曼则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延安，中国的希望之星在闪烁……
伪装美国观察团乘坐的飞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不是福尔曼一个人的感受。早在参观团尚在延安访问时，外国记者们报道就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就连被寄予厚望的夏南汉神父，也表示报上说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看到。 不过，由于要新闻检查，外国记者们根据实地参观考察撰写的100多篇电讯稿，大多数都被检查人员全文扣检，或者删去主要内容。
活版术印刷报纸 新闻检查只能控制一时，外国记者们回国后出版的图书很快突破了新闻封锁。1945年，福尔曼把报告整理成书率先在美国出版；1946年，斯坦因整理成书出版；1947年，爱泼斯坦成书问世。三位记者的三本书，用大量事实、调查和对话，展现了后方巨大潜力。 此外，赵超构关于延安之行的客观报道，也集结成了《延安一月》出版发行。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
解放日报版 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向人们客观展示了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状态。 正是在这些记者们的镜头和笔下，一个未来的雏形，正自信、坦荡地步入世界舞台。 文中原始黑白照片由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于1944年，41图片老照片修复工作室使用数码技术后期上色。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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